毛泽东文革前文字
关于西藏平叛 (1959.4.15)
党内通信 1959.4.29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1959.7.26
印发《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的批语 1960.1.14
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 1960.1.23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3.2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一段批语 1960.3.15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3.22
关于反华问题 1960.3.23
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0.3.23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1960.3.30
十年总结 1960.6.18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11.15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 1961.1.13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二） 1961.1.18
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1961.6.12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7.30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1961.11.0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1.30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8.6
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8.9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 1962.8.10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1962.8.12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上的批语 1962.8.12
对邓子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的批语 1962.8.29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1962.9.0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9.24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中加的一段话 1962.9.26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 1962.9.29
在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汇报时做的指示 1963.2.0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 1963.5.0
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 1963.5.0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1963.5.0
在中央会议上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1963.5.0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的指示 1963.5.0
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3.5.4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1963.5.9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1963.5.10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 1963.9.0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1963.9、1964.12
关于文艺要推陈出新 1963.9.27
对戏剧界的批评 1963.11.0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前十条》、《后十条》的通知 1963.11.16
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段批语 1963.12.12
关于提倡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通知 1963.12.13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批语 1963.12.14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1963.12.16
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 1963.12.30
《前十条》、《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1964.0.0
与王海蓉的几次谈话 1964.0.0
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 1964.1.0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1964.1.0
与毛远新的谈话 1964.2.0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 1964.2.3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的谈话（摘录） 1964.2.9
春节谈话 1964.2.13
关于学校课程的设置、讲授和考试问题的批语 1964.3.10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1964.3.17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1964.3.22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1964.3.24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摘录） 1964.3.28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1964.5.0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时的谈话 1964.5.15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 1964.6.4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6.6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1964.6.8
在十三陵关于地方党委抓军事和培养接班人的讲话 1964.6.16
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的讲话 1964.6.24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64.6.27
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1964.7.0
与毛远新的谈话（二） 1964.7.0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的批语 1964.7.4
教育制度要改革 1964.7.5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 1964.7.7
关于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和团结问题 1964.8.0
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的批语 1964.8.18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1964.8.18
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1964.8.24
接见非洲、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8.25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1964.8.29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及主要团员时的谈话 1964.9.4
在刘少奇作反修报告时的插话 1964.9.4
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 1964.9.25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1964.10.16
在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1964.11.0
对湖南省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电报的批语 1964.11.7
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的批语 1964.12.5
与参加亚非文学交流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 1964.12.5
对陶铸的信和蹲点报告的批注 1964.12.10
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告的批语 1964.12.12
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 1964.12.13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12.20
在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 1964.12.27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二十八日讲话的摘录 1964.12.28
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 1964.12.31
汪东兴传达的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 1965.0.0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1965.0.0
关于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5.1.0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中加写的三段话 1965.1.0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 1965.1.3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的批语 1965.1.12
在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的插话 1965.1.12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几条批注 1965.1.15
接见以苏班德里约为首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时的讲话 1965.1.27
接见海军干部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 1965.2.22
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讲话 1965.3.0
对民兵工作的指示 1965.4.21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简况及谈话纪要 1965.5.21-5.30
关于卫生工作的三次谈话 1965.6.26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 1965.7.3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 1965.7.15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 1965.7.18
与医务人员的谈话 1965.7.19
在听取钱信忠、张凯汇报卫生工作时的谈话 1965.8.2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1965.8.3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及夫人时的谈话 1965.8.8
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 1965.9.0
同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要） 1965.9.14
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 1965.11.0
反对折衷主义 1965.12.2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谈话 1965.12.2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1965.12.2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 1965.12.14
在杭州的谈话 1965.12.21
毛泽东关于四清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论民主、自由与人权
毛泽东赞扬鲁迅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话
关于西藏平叛[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 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 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 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 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 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 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 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 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 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 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 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 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 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 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 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 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 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 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 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 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 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 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 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 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 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录自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 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 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 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 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 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 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 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 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 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 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 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 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 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 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 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 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 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 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 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 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 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 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 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 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 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 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 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 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 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 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 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 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 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 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 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 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 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 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 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 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 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 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 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 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 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 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 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 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 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 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 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 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 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 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 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 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 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 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 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 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 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 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 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 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 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 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 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 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 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 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 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 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 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 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 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 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 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 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 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 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 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 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 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 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开除党籍。一个共 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 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 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 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 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 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 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 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 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 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 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 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 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 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 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 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 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 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 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 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 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 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 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 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 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 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 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系根据作者本人的详细记录，并参照别人记录整理而成。）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１〕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收到一封信〔２〕，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 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１９５８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 ’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 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 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 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 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 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 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 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 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 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 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 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３〕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４〕，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 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 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 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 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九个月 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
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 远没有达到１９５７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 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 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 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 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 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 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
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 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 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 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 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 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 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七月二十六日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１〕 这是对李云仲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２〕 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 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 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３〕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４〕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５〕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参见本册第９２页注〔１〕。
（转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印发《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1.14
印发各同志。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
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1.23
各同志阅，直退毛。准备谈一下此问题。
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02、04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 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 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一段批语
毛泽东
1960.03.15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 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 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 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 此办理。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22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 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 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 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 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 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 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 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关于反华问题毛泽东1960.03.23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 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 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 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 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 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 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 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 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 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 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 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 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 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 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 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 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 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的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 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 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 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所谓长 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 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 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候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23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委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 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 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 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 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 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 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 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 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 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毛泽东
1960.03.30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 下旬根据由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 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 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 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 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 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 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 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 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 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 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 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 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十年总结毛泽东1960.06.18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 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 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 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cha，左“山”右“查”］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cha， 左“山”右“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 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 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 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 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 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 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O万 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 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 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 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 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 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 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 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 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 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 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 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 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 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 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 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 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 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 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 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 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毛泽东1961.01.13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 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 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 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有不到百分之二十 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 ××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大摸 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发动 群众，扎根串连，找出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且有很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 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不摸 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 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 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 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 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 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 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 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 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它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 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党委书记、委员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 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 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 社各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则。现在这种黑手起家是掠夺来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 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 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说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 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 些省决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得早，五九年三月郑 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 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 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象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 再搞。一、二类社、队的问题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 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 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后来改过来了。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 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 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得不够彻底。现在省委、地委同志认识比较深刻了。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 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 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有逸，决议文件也不多，开会也不是一直开。过去决议文件多了不 灵，少了也可能不灵，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 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一千八百多万吨。今、明、后年，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 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加强管理，提 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 人作，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半 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 去摸情况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 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二）毛泽东1961.01.18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 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 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又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 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情况比较清楚。对革命 那一套我们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过去我们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 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 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 地主阶级复辟，凡是出了乱子的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 质分子的直接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整社是把干部排队，分分类：
第一类，地、富、反、坏夺了领导权的。
第二类，有些干部蜕化变质。
一、二类问题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要按敌我矛盾去处理，整社时将这一类干部整掉。是反革命分子，还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理。
第三类，死官僚。是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死活的。这类矛盾虽仍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但必须严肃处理。撤消领导岗位，进行教育改造。凡愿改正错误的，要叫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
还有一类是心中无数，政策无底，糊里糊涂，工作不好。是第四类。
头脑一般的还清楚，政策水平一般，有些问题不那么清楚，工作也不很好，是第五类。
头脑清楚，政策界限清楚，必中有数，工作做得较好，共产风传达后即不刮了。是第六类。
根据以上六类，就全国说，大体上一、二类百分之三，第三类百分之六到七，一、二、三类大体占百分之十，四、五、六类百分之九十或多些，因此从全国说，百分 之九十以上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农村县、社、队占百分之三十好的，百分之五十比较好，坏的仅百分之二十。死官僚在主观上不一定帮助反革命，但实际上帮助 了敌人，一部分与他们（一、二类）是直接同盟者或间接的同盟者。凡三类社、队都与反革命、坏人有关。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上如何，实际上是反革命 的同盟军。也有一部分是不知道三级所有、共产风刮不得的糊涂人，五类分子就利用死官僚和糊涂人做尽了坏事。
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二百四十亿斤粮食，硬说有四百五十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示、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能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 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四十多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 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 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是要 纠正“左”的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 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 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作。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镣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 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讲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 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 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
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 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 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象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 一本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赔退，整顿五风，不准不赔， 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到一千九百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 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 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 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七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 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象民主革命花了二十 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经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 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办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 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 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时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 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 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 它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二十，好的不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的一、二类社、队中，也可能查出三类队 来。社、队烂掉百分之二十，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一万个单位，烂掉了四百个，占百分之四，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 厂、学校一定会有。对一二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 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 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 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 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 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 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与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61.06.12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这两 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 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 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 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 误了。一九六○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 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 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 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 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 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 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 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了三年整风，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 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上、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 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 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 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他们真正懂得什么叫社 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 也必须如此。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毛泽东
1961.07.30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 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 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 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 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 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 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 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1.11.00
对付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比较好 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的说，单是依靠行政力量是不行的，他们就是怕群众，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整一次。即使不是一年整一 次，也要几年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有的几十人，几百人，隔几年贪污就要发生几起。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 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存在，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做投机生意的、贪污分子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 中国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是少数，大概是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不主要依靠抓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杀，一个也不抓。对罪大恶极、人民群众非要把他抓起来的，就非抓起来不可。有严重破坏行为， 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也要捉起来。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比如放谣言等等。不是严重的破 坏分子都不抓。依靠群众监督他们，在劳动中改造。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情况不同，你们应该根据你们的情况去做。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的。
司法工作不是容易做的工作。司法、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第一条我们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劳动力；第三条，对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 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办法，就可以避免这些了。对于那些不是严重破坏的分子，我们相信依靠群众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是劳动力，可以参加 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的子女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的。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捉起来，或者要求把他们杀掉。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 是一个好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教育。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市监狱吗？那就是抓起来的。但抓起来也是为了 进行教育改造。
对。我们第一是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地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 期满了放出去，有破坏活动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们还要破坏。放二次，他们再破坏。放三次，还是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的，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 来。把他长期放在监狱工厂里工作，把他们的家属也接来，这就是按置就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62.01.30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 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 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 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 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 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 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 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 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 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 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